甘肃是中原地区联系西域、中亚乃至西亚和欧洲的咽喉和纽带。除去影响至今、穿境而过的丝绸之路，关陇道、萧关道、陈仓道、阴平道、沓中道和唐蕃道等，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驿道；秦王西巡，张骞出塞，文成公主进藏和玄奘西行取经，这些著名的历史事件，都发生在甘肃大地上。

这些古时的出行活动创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，留下了无数与交通密切相关的文化遗迹——长城文化、丝路文化、石窟文化、城堡文化和碑铭文化，它们在陇原大地上交相辉映，成为甘肃多彩文化的元素，也成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财富。

古时陆路要道的萌芽

到了夏、商、周，甘肃的道路可以通向今河西走廊以西。夏代时，大禹治水甚至远到积石（青海省海东地区的一个小镇）。商代时则更远，专家从《竹书纪年》和《述异记》的记载里分析得出，商代的甘肃，很有可能已与今天的意大利西西里岛之间有所往来。

据一些学者推测，商王武丁为了获取远在西域的昆仑玉，不惜财力远征的“鬼方”，就是生活在今敦煌以西的少数民族。通过这场战争，商王朝打通了一条绵延数千公里的通道。这条路从天山南北出发，横穿大漠，进入玉门关，最终抵达中原。从此，昆仑山上的玉料经由此路，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，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物质前提，这就是历史上的“玉石之路”。

到了西周，穆王西巡昆仑，也是从甘肃境内而过，远到西域，会见了西王母。先秦时期，甘肃的道路交通已有相当规模，周、秦先民先后在陇东和陇西开辟了通往关中的“贡道”，大量的物资通过这些道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地区。秦昭襄王为兴建西起临洮东至陕北的长城，加速了道路网络的形成，自此关中通往陇右地区的支线道路发展更为迅速。嬴政在陇东、陇西开始兴建“驰道”，为秦王朝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大修“ 驰道”、“直道”开辟了先例。
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。一年后，为“示强威，服海内”，秦始皇决定巡行各地。为方便帝王巡行，全国大修“驰道”。而始皇率先巡行的地方，就是陇西、北地二郡。此后，秦始皇又命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扩修长城，修建直道，将道路延伸至黄河南岸，有效地巩固了统一的封建王朝。

西汉初年，战乱不断，经济凋敝，当朝政府无力抵御匈奴族南下骚扰，采取了被动“和亲”的政策，通往西域的道路交通慢慢形成。之后的“休养生息”等经济复苏政策带来了空前的“文景之治”，全社会的商贸活动范围日趋扩大，道路交通也有所发展。

“丝绸之路”的兴起

到汉武帝时，国家已空前强盛，帝王无法容忍匈奴长期扼守河西走廊的行为，先派张骞通西域，联络西域各国；再命大将霍去病大败匈奴，占据河西走廊，在河西地区“列四郡、据两关”，徙民实边，打通了通向西域、横贯亚欧大陆的“丝绸之路”。在这条被称为“文化运河”的大通道上，中原的丝绸、瓷器等物资，以及凿井术、冶金术及“四大发明”等技术被陆续传至西域；西域的骆驼、驴、骡和葡萄、核桃、石榴、苜蓿、胡椒等外来物种被带到中国。

经济交流带动了文化渗透，东汉明帝时，佛教传入中国，与中国传统的儒、道文化相结合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。河西走廊迅速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和译经中心，丝绸之路上的莫高窟、炳灵寺、麦积山等洞窟和壁画遗存，就是佛教文化在甘肃的集中生动展示。

魏晋南北朝时，中原战乱、南北割据，国家长期处于分裂混战之中，“丝绸之路”也遭到阻塞而几近不通。但是，甘肃尤其是河西地区，却远离战区，偏安一隅，相对平稳，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联系并没有彻底中断，与西域、中亚、西亚的贸易来往也没有停止。甘肃天水和陇西一带出土的早期东罗马帝国金币，以及新疆高昌故城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，都是最好的历史证明。

这一段时期，少数民族对陇南的道路交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西汉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汉武帝平定西南夷，设置武都郡，生活在这里的氐、羌等各族人民，为了加强同关中、四川、陕南等地区的联系，依山傍势，因地制宜地修建了山区的道路和桥渡。在通往川、陕的高山峭壁上，古人们凿孔架桥，筑起连阁而成的栈道，成为那一时代非常重要的交通工程。陇南故道、天井山道、羌氐道、阴平道以及架设在沿江之上的索桥、溜索、握桥……通往川西平原和成都的道路交通被打通，原来集中在巴蜀的茶叶、药材等物资，就可运输到武都地区，再转运到西北各游牧部落。甘肃的武都也因此成为陇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。

隋唐盛世造就陆路新通道

隋朝时的中国，国力日渐强盛，隋文帝为平突厥、吐谷浑，重开“丝绸之路”，东西方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，“丝绸之路”上的商旅使者不绝于道。《资治通鉴》中有载，炀帝大业三年（公元607年），“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，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”。两年后，隋炀帝西行到达张掖，在张掖举行了盛大的商品交易会，接见了西域27国的王子和众多西域国家使者，也就是所谓的“万国博览会”，可谓是盛况空前，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主办的大型商品贸易博览会。

到了唐朝，政治更趋稳定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，在当时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，因此也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的管理。宰相魏征说，“中国既安，四夷自服”。唐朝在取得对西域的有效管理后，在天山南路设置了“安西都护府”，下辖“安西四镇”，后来在天山北路又设置“北庭都护府”，以确保对西域的统一，保障“丝绸之路”的畅通无阻，使“丝绸之路”真正成为中西经济交往的大通道。

丝绸之路起点的京都长安、东都洛阳都成了唐代国际性商业大城市；丝绸之路南线成为“国路”。此后的两百多年间，这条国际大通道的沿线，形成了许多繁荣的城市和富庶的地区。尤其是甘肃的凉州和敦煌，成了国际性贸易集散中心。

暮色苍茫下，载运丝绸的骆驼大队向西方穿越沙漠的景象，经常出现在唐时诗人描写凉州的诗词中。敦煌更有“华戎所交一都会”之称，敦煌有子城（衙城或牙城或小城，官府厅衙的驻地）、罗城（大城，商行贸易和臣民居住区，并有商业设施）、羊马城（加筑隔墙，以备战时安置羊马牲畜之用）之分，其城建规模之大、道路之畅达、闹市之繁华和运输之繁忙，在当时可谓声名远播。

海运兴起之后的陆路交通

宋代以后，党项民族在西北建立的西夏政权，为确保“丝绸之路”畅通，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发展到元朝时，中国的经济中心继续向南移动，对外的交流和来往虽然主要靠海路，但通西域的陆路交通并没有中断。为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的作用，成吉思汗在道路沿线广设驿站，道路四通八达，商贾使者往来不绝。马可·波罗就是经由这条路来到中国，元朝大臣耶律楚材、道教代表人物丘处机到西方朝见成吉思汗，走的也是丝绸之路。

丝绸之路的衰落始于明朝，除了海运兴起的原因外，更重要的是明代关闭嘉峪关的人为阻隔。陆上丝绸之路渐渐失去往日的光辉，但对西域、中亚和西亚各地来说，陆路交通仍是到中国的捷径。《明史》中有记载，当时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有意大利人、西班牙人、波斯人、土耳其人，还有中亚的撒马尔罕人、塔什干人等。他们当中，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商人，有的则是打着使者招牌的商人，甚至有些真正的使者，也带有众多的商贸物资和人员，兼作经济贸易。

清朝前期，为巩固统治，稳固边疆，统治者要求在全国各地大修道路交通，加速对西北的开发。清政府很重视通向西域的交通畅达与否，在嘉峪关外设置军台、驿站，将西路驿道延伸至新疆巴里坤，并划拨专款，指定官员加强管理。

甘肃交通在稳定边疆、维护民族利益、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。“官马西道”的形成又使“兰州官马大道”成为中原通达西北和新疆的主要驿道。清末，左宗棠西征期间为便利军需运输，开辟了被后人称誉的“左公大道”，即陕甘新大驿道。这条清代中原一带与西北地区开展物资、文化交流的道路，也是清朝政府统一西北边疆所用的战备要道。由于清政府的重视，驿道的设施和管理非常健全，通畅条件始终良好。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后，还提倡民众修治道路，组织官兵整修官马西道，构成了以官马西道为主线的驿道网，为如今西北道路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，使丝绸之路再度成为沟通中原、边疆，乃至中亚的大通道。清代丝绸之路的发展，成为铺筑现代公路交通的良好基石。

陇原大地幅员辽阔，上空的云卷云舒，见证了这一区域曾有的兴盛与辉煌。

近现代，公路交通兴起

从最初兴起的原始道路，到清朝末年“左公大道”的兴盛，甘肃的陆路交通在沟通中西方文化、维护民族团结、巩固边防和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即使在中央政治中心、经济文化东移南迁的时候，甘肃地方政权与民间的道路交通往来也未曾终止过。至近现代时期，公路的兴起成为甘肃交通历史的又一页新篇。

20世纪20年代，在一些仁人志士在一片“开发西北”的呼声中，甘肃开始修建公路。1921年，第一辆汽车驶入兰州，自此，甘肃的近代交通史就开始了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，时至今日，甘肃的道路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截止2018年，甘肃省全省公路总里程达到了14.32万公里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4242公里，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达到1.4万公里，农村公路11.05万公里，公路网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60.8公里，全省100％的建制村通了沥青(水泥)路，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98.3%，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带来便利。

古老的丝绸之路，焕发出现代的气息，伟大的中华民族，已经不仅仅从这里走向西方，走向世界，而且通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走向太空，使中国走了伟大的复兴之路。

史前陇原交通猜想

早在史前时期，生活在甘肃大地的先民们就开始了频繁的社会活动，创造了灿烂的交通文化。在甘肃仰韶文化遗址的墓葬中曾发现过海贝，说明当时从甘肃通向海边的交通通道已经开辟。

距今七八千年的大地湾文化，留有大量先民们生活、交往、往来的历史遗存，部落内部的道路错落有致，通往外界的桥梁遗迹，至今仍隐隐可显，可以说“大地湾遗址”是甘肃古代交通雏形和道路初始形成最有力的佐证。

此后，随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西行，大地湾文化与外来文化渐渐融合，逐渐形成了以大地湾为中心，向东通往陇东、向西到达洮河流域的原始交通线。马家窑、齐家文化的成熟，象征着甘肃的原始交通线已经跨越了黄河，延伸至河西走廊。

作者简介

刘波，生于1956年。下过乡、插过队，进过厂、做过工。1978年，考入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；1982年本科毕业，从事教学工作20年，先后教授过中国通史、丝绸之路文化史、政治理论课，担任过教务处主任；2002年，受聘为甘肃省交通史志年鉴编辑部主任，结缘于甘肃古代交通文化，足迹遍及甘肃古代交通遗迹，搜集整理发掘甘肃古代交通史料。担任主编，编撰11本《甘肃交通年鉴》，主持完成《甘肃吊桥》、《甘肃交通史话》、《甘肃古代交通图集》等书籍的编写。从2008年起，任甘肃省公路学会副理事长、秘书长至今。